早上八点,林杰刚批完一份关于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文件,许长明就敲门进来,手里拿着个牛皮纸文件袋。
“林书记,这是昨晚信访局转过来的特殊信件。”许长明把文件袋放在桌上,“写信的是位海淀区的母亲,叫李静,三十八岁。信里说……说她因为孩子教育问题,已经重度抑郁,正在住院治疗。”
林杰打开文件袋。里面是一封手写信,字迹娟秀但有些潦草,能看出写字的人状态不好。
“尊敬的领导:我叫李静,是一个十岁男孩的妈妈。今天写这封信,是我在医院心理科病房里写的。医生说我有重度抑郁症,需要住院治疗。可我心里明白,我的病根不在我自己,在于这疯狂的教育内卷……”
信写了整整八页。
李静描述了自己作为海淀妈妈的日常:早上五点半起床做营养早餐,六点叫醒孩子背英语,七点送到学校后赶去上班。下午四点请假接孩子,送到三个不同的培训班——奥数、英语、编程。晚上陪写作业到十一点,期间还要在十几个家长群里回复消息、接龙、打卡。
“我算过,我儿子每周上课外班的时间是二十五小时,比在学校的时间还多。每个月花费一万二,是我工资的两倍。可我不敢停,因为所有孩子都在上,停了就怕掉队。”
“上周儿子数学考了九十五分,班上有五个一百分的。我在家长群里看到那些妈妈炫耀,一夜没睡着。第二天带儿子去测智商,想知道他是不是不够聪明。结果正常,医生说我太焦虑了。”
“前天晚上,儿子写作业写到十一点半,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我想叫醒他,他突然大哭,说‘妈妈我太累了,我不想上学了’。我也哭了,抱着他说好,咱不学了。可第二天早上,还是把他送去了学校。”
“昨天我在公司晕倒了,送到医院,确诊重度抑郁。医生说需要休息,需要治疗。可我怎么休息?儿子的课谁管?作业谁盯?群里通知谁回?一想到这些,我就喘不上气……”
信的最后一页,字迹颤抖得厉害:
“领导,我知道您很忙,可能看不到这封信。但我还是想写。我想问,教育为什么会变成这样?为什么家长和孩子都这么累?国家不是一直在减负吗?为什么越减越负?我快要撑不住了,真的。”
林杰看完信,沉默了很久。
“这位李静女士,住哪个医院?”
“安定医院,心理科三病房。”许长明说,“信访局的同志去看过,情况确实很严重。她丈夫在外企工作,经常出差,家里基本是她一个人管孩子。”
林杰看了眼日程表:“上午的会改到下午。现在去医院。”
“林书记,您亲自去?”
“这样的信都送到我桌上了,能不去吗?”
安定医院在德胜门外,路上有点堵。
九点半,林杰的车才开进医院。
心理科病房在住院部七楼。
走廊很安静,墙刷成淡绿色,门上贴着“保持安静”的标识。
护士站里,值班护士看见一群人走过来,站起来:“请问找谁?”
许长明亮明身份,护士愣了一下,赶紧带路。
走到307病房门口,护士轻声说:“李静女士刚做完心理治疗,情绪不太稳定。您看……”
“我就在门口看看。”林杰说。
透过门上的玻璃窗,看见病房里坐着个瘦削的女人,穿着病号服,对着窗户发呆。
她手里拿着个手机,屏幕亮着,但眼神空洞。
护士推门进去:“李女士,有人来看您。”
李静转过头,看见林杰,愣了一下。她显然不认识林杰,只是礼貌地点点头。
林杰走进病房:“李静女士,我是林杰。您的信,我收到了。”
李静眼睛突然睁大:“林……林书记?”
“是我。”林杰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,“我今天来,就是想听听您的真实想法。您信里问的那些问题,我也想找到答案。”
李静眼泪一下子涌出来,她用手捂住脸,肩膀抖动。
护士想上前,林杰摆摆手。
哭了一会儿,李静擦擦眼泪,声音嘶哑的说:“林书记,对不起,我太失态了。我就是……就是憋得太久了。”
“慢慢说。”林杰说,“您信里说,孩子每周上课外班二十五小时,是真的吗?”
“真的。”李静拿出手机,打开一个日程表App,“您看,这是上周的日程。周一放学后奥数两小时,周二英语两小时,周三编程两小时,周四钢琴一小时、书法一小时,周五奥数两小时,周六上午英语三小时、下午编程两小时,周日上午数学思维两小时、下午作文两小时。”
密密麻麻的日程,像个成年人的工作安排。
“孩子愿意上吗?”
“一开始愿意,现在……我不知道。”李静眼圈又红了,“他以前活泼开朗,现在不爱说话,总是累。有时候写着作业就发呆,我问他想什么,他说‘妈妈,我什么时候能玩一会儿’。”
林杰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些日程:“为什么要报这么多班?”
“因为别人都报啊。”李静苦笑,“我儿子班上三十五个孩子,三十三个都在外面上课。剩下的两个,一个是父母离异没人管,一个是家里实在太穷上不起。我要是不给他上,他就落后了。海淀的小升初,您知道多残酷吗?好中学要看奥数成绩、英语证书、编程比赛奖。没有这些,简历都递不进去。”
“您自己呢?工作受影响吗?”
“我去年就从公司辞职了。”李静低下头,“原本是做财务主管,年薪三十万。但孩子上三年级后,经常要请假接送、陪上课、开家长会,领导有意见。我索性辞职了,专心管孩子。现在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,日子紧巴巴的。”
“后悔吗?”
“后悔?”李静眼泪掉下来,“我不知道。有时候后悔,觉得为了孩子毁了自己的事业。但看到孩子考了好成绩,拿了奖,又觉得值。这种矛盾,快把我撕碎了。”
她拿起床头柜上的药瓶:“这是抗抑郁药,每天吃三次。这是安眠药,不吃睡不着。医生说我焦虑水平是正常人的六倍,再这样下去,可能要终身服药。”
林杰看着她手里的药瓶,心里沉甸甸的。
“李女士,如果现在有个机会,能让孩子少上些课外班,您愿意吗?”
“愿意啊!”李静脱口而出,但马上又犹豫了,“可是……可是别的孩子还在上,我们不上不就落后了?除非……除非所有孩子都不上。”
“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”林杰说,“‘剧场效应’——前排的人站起来了,后排的人不得不也跟着站起来。最后所有人都站着看戏,都累,但谁也不敢先坐下。”
李静用力点头:“对对对,就是这个道理!林书记,您说得太对了!”
正说着,病房门被推开了。
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走进来,背着沉重的书包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看见林杰,男孩愣了一下。
“乐乐,过来。”李静招手,“这位是林伯伯。”
男孩走过来,礼貌地说:“林伯伯好。”
林杰看着他:“刚放学?”
“嗯。”男孩声音很小。
“书包这么重,装的什么?”
“课本,练习册,还有晚上的作业。”男孩把书包放在地上,“妈妈,今天数学测验成绩出来了,我考了九十八分,全班第三。”
李静眼睛一亮:“真的?太好了!快给妈妈看看!”
男孩从书包里翻出试卷,李静接过,仔细看着。
那种眼神,林杰很熟悉,是母亲为孩子骄傲的眼神,但深处藏着焦虑。
“这道题怎么会错呢?不是练过吗?”李静指着卷子上一个红叉。
男孩低下头:“粗心了。”
“粗心就是不会!”李静声音突然提高,“考试的时候为什么不仔细检查?你知道这两分多重要吗?可能就差这两分,你就进不了实验班!”
男孩咬着嘴唇,不说话了。
林杰看着这一幕,心里明白了。
焦虑会传递。
母亲的焦虑,像一张无形的网,把孩子紧紧裹住。
“乐乐,”林杰轻声问,“你喜欢上学吗?”
男孩犹豫了一下,偷偷看了妈妈一眼:“喜欢……也不喜欢。”
“怎么讲?”
“喜欢学知识,但不喜欢总考试,总排名。”男孩小声说,“我们班每次考试都排名,考得不好的同学会被老师批评,被同学笑。我考九十八分,就想着那两分是怎么丢的。考一百分,又怕下次考不了。”
“课外班呢?喜欢上吗?”
男孩摇摇头:“太累了。每次上完课回家都九点多了,还要写作业。周末也不能玩,要上一天课。我想踢足球,想跟同学去公园,但没时间。”
李静听着,眼泪又掉下来:“乐乐,妈妈也不想让你这么累。可是……”
“我知道妈妈是为我好。”男孩懂事地说,“我不怪妈妈。就是……就是有时候觉得喘不过气。”
林杰拍拍男孩的肩膀:“好孩子。”
他转向李静:“李女士,我今天来,不只是来看您。是想告诉您,您反映的问题,国家已经看到了。‘双减’政策实施以来,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,但还不够。接下来,我们要打一套‘组合拳’,真正把负担减下来。”
“怎么减?”李静眼睛亮了。
“第一,严查校外培训机构,严禁超标超前培训,严禁资本化运作。第二,改革学校评价体系,淡化分数排名,重视全面发展。第三,推动教育均衡发展,让每所学校都成为好学校,家长就不用拼命择校了。”林杰顿了顿,“但这些需要时间,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。”
“我能做什么?”李静问。
“先把自己的病治好。”林杰说,“您是妈妈,您健康了,孩子才能健康。少看家长群,少跟别人比较,多陪孩子做点跟学习无关的事——踢球、看书、逛公园。您敢不敢试试?”
李静犹豫着:“可是……要是落后了怎么办?”
“人生是长跑,不是短跑。”林杰说,“您现在把孩子的精力和兴趣都耗尽了,他后面怎么办?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,比分数重要得多。”
李静沉默了很久,最后点点头:“我试试。”
离开医院时,已经十一点了。
车上,林杰对许长明说:“通知教育部,下午两点开双减工作推进会。把各省教育厅长都叫来,我要听听真实情况。”
“好的。另外,”许长明说,“上午接到好几个电话,都是培训机构老板打来的,想约您见面。”
“见我干什么?”
“说是想‘汇报工作’,实际上是想探听政策风向。”许长明顿了顿,“有个老板直接说,他在北京有三十多家分校,员工两千多人。如果政策太严,可能会引发‘不稳定’。”
“威胁我?”林杰笑了,“告诉他,国家的教育政策,不会因为几个培训机构的利益就改变。该整改的整改,该关停的关停。”
下午两点,院第一会议室坐满了人。
各省教育厅长正襟危坐,桌上摆着汇报材料。
林杰走进来时,所有人都站起来。
“都坐。”林杰在主位坐下,“今天这个会,就一个主题,双减工作,到底减到位了没有?我要听实话,不要听成绩。”
会场安静了几秒。
江苏省教育厅长先开口:“林书记,我汇报一下我省情况。双减政策实施以来,我们取缔了三百多家违规培训机构,学校课后服务覆盖率达到了百分之百。但……但家长的焦虑情绪,确实还没有完全缓解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主要是升学压力还在。”厅长说,“中考、高考的指挥棒没变,家长就不敢放松。很多家长从明补转向暗补,请私教到家上课,费用更高,监管更难。”
浙江省教育厅长接着说:“我们也有类似问题。表面上培训机构少了,但实际上‘一对一’‘小班课’更火了。有的老师辞职做全职私教,一节课收费五百到一千,普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。”
“还有更隐蔽的。”北京市教委主任说,“有些机构转型做成长中心思维训练营,名义上是素质教育,实际上还是学科培训。家长心知肚明,但为了孩子,还是掏钱。”
问题一个个摆出来,越说越沉重。
林杰一直听着,没打断。
等所有人都说完,他开口:“大家说的都是实情。双减工作,我们取得了阶段性成果,但深层次矛盾还没解决。这个矛盾就是——优质教育资源不足,且分布不均。”
他顿了顿:“家长为什么焦虑?因为好学校就那么多,好大学就那么多。所有人都想挤进去,就产生了内卷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不能只堵,还要疏。”
“怎么疏?”有人问。
“第一,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。”林杰说,“不是建几所好学校就行了,是要让每所学校都成为好学校。这需要时间,需要投入,但必须做。”
“第二,改革招生考试制度。”他继续说,“中考要淡化选拔功能,强化毕业功能。高考要探索多元录取,不能一考定终身。这些改革,教育部已经在研究方案。”
“第三,改变社会观念。”林杰环视会场,“这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能完成的,需要宣传部门、媒体、全社会共同努力。要宣传正确的教育观、成才观,打破‘唯分数论’‘唯名校论’。”
会场里响起议论声。
教育部副部长刘振华开口:“林书记,您说的这些改革,方向是对的。但阻力会很大,特别是招生考试改革,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。”
“我知道阻力大。”林杰说,“但再难也得改。不改,李静这样的妈妈会越来越多,周小雨这样的悲剧会不断重演。我们是办教育的,不是办竞技场的。教育的本质是育人,不是淘汰。”
他站起来,走到窗前:“我今天上午去医院看了一位母亲,重度抑郁。她儿子十岁,每周上课外班二十五小时。我问孩子累不累,他说‘喘不过气’。这样的教育,我们还要继续吗?”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
“从今天起,‘双减’工作进入第二阶段。”林杰转过身,“重点从治标转向治本。各省要拿出具体方案,怎么扩大优质资源,怎么改革评价体系,怎么引导社会观念。一个月后,我要看到方案。”
散会后,林杰回到办公室。刚坐下,红色保密电话就响了。
是陈领导。
“林杰,下午的会我听说开得不错。”陈领导说,“但你要知道,改革招生考试制度,这是动根本的大事。会有很多人反对,包括一些专家学者,甚至学生家长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林杰说,“但陈领导,您见过那个十岁的孩子吗?他看着我说‘喘不过气’。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改革,下一代人就会被压垮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你说得对。”陈领导说,“我支持你。但改革要稳妥,要试点,不能一刀切。可以先选几个省试点,取得经验再推广。”
“我打算选上海、浙江、江苏三个省市试点。”林杰说,“他们在教育改革方面有基础,社会接受度相对高一些。”
“好。”陈领导顿了顿,“另外,培训机构那边,你要注意方式。确实有些机构规模很大,涉及就业问题。整顿要有序,不能引发社会问题。”
“我明白。会设置过渡期,引导转型。”
挂了电话,已经下午五点了。
林杰让许长明把今天的会议记录整理出来。
刚准备下班,小赵敲门进来。
“林书记,有访客。”
“谁?”
“几位家长代表,自发组织的。说想跟您反映‘双减’后的真实情况。”小赵低声说,“我看了名单,有大学教授,有企业高管,也有普通工人。他们说等了一下午了。”
林杰想了想:“请他们到小会议室,我马上过去。”
小会议室里坐着七八个人,有男有女,年龄都在三四十岁。看见林杰进来,都站起来。
“大家坐。”林杰在主位坐下,“今天时间有限,每人五分钟,说最核心的问题。”
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先开口:“林书记,我是大学老师,儿子上初一。‘双减’后学校作业确实少了,但考试难度没降。家长更焦虑了,因为不知道孩子学得怎么样。我建议,能不能公开教学进度和评价标准,让家长心里有底?”
一个中年妇女说:“我是公司职员,女儿五年级。学校课后服务是有了,但质量参差不齐。有的就是看孩子写作业,有的组织兴趣活动。能不能统一标准,提高质量?”
一个穿着工装的男人站起来,有些拘谨的说:“林书记,我是焊工,儿子三年级。我们夫妻都上班,没时间管孩子。以前有培训班,贵是贵,但至少有人管。现在培训班没了,孩子放学回家没人管,就看电视玩手机。我们愁死了。”
问题一个个提出来,都很具体,都很现实。
林杰认真听着,记了满满两页纸。
最后,一个年轻妈妈红着眼睛说:“林书记,我叫刘婷,跟早上的李静一样,也是‘海淀妈妈’。我女儿八岁,已经在上奥数和英语了。我知道她累,知道不该这么小就逼她。但我怕啊,怕她现在快乐了,将来痛苦。这种矛盾,天天折磨我。”
林杰看着她:“刘女士,如果现在告诉你,将来中考、高考会改革,不再‘唯分数’,你会不会轻松一点?”
“会一点,但不够。”刘婷说,“除非真的改了,除非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也不那么拼了,我才敢放松。”
林杰点点头:“我明白了。”
送走家长代表,已经晚上七点。
林杰没回家,坐在办公室里,翻看刚才的记录。
家长们的焦虑,根源在于对未来的不确定。
他们像在黑暗中赛跑,不知道终点在哪,不知道别人跑多快,只能拼命跑。
要打破这种状态,就要把灯打开——让教育评价标准更清晰,让升学路径更多元,让成功定义更宽泛。
他拿起笔,开始起草一份关于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意见。
刚写了个开头,儿子发来了信息。
“爸,今天跟那个十六岁女孩又聊了一次。她说战争前,她梦想当医生。现在梦想是活下去。爸,我突然觉得,国内的孩子虽然压力大,但至少还有梦想的权利。这已经很宝贵了。”
林杰回复:“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这种权利。让每个孩子,都能安心地做梦,勇敢地追梦。”
放下手机,他继续写。
电话突然响了,是许长明。
“林书记,刚收到消息。上海那边有个培训机构老板,组织了一百多个家长,明天要去市教育局反映情况,说双减政策一刀切,影响孩子学习。”
林杰放下笔:“具体什么情况?”
“那个机构叫英才教育,在上海有二十多个教学点。这次整顿中,有六个点因为违规被关停。老板煽动家长,说‘政府不让孩子补课,就是断孩子前程’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林杰说,“通知上海方面,依法处理。该关停的机构必须关停,但要做好家长工作,解释政策。同时,要加强对合法培训机构的服务引导,帮助他们转型。”
“好的。还有,”许长明顿了顿,“那个老板扬言,如果上海解决不了,他就带家长来北京。”
林杰沉默了几秒。
“那就让他来。”他说,“我正好想听听,这些培训机构老板,还有什么话要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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