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息传回京城，朝堂果然炸了锅。
用王崇古的话说：“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咱们在边关是听到雷，京城里怕是已经瓢泼大雨了。”
高拱是第一个拍桌子的。
这位刚被紧急召回京的蓟辽总督，在文渊阁的值房里，对着张居正送来的《拟开五市条陈》草案，气得胡子都在抖。
“荒唐！荒谬！”他把草案摔在桌上，红木桌案被拍得一声闷响，“与虏首互市，已是权宜。如今还要封王赐贡，张太岳，你这是要把大明祖宗的脸面，放在草原马蹄子底下踩吗？”
张居正坐在他对面，神色平静，等高拱的怒气稍歇，才缓缓开口：“肃卿公，莫急。您先看看这个。”
他推过去一本厚厚的账册，不是奏章格式，而是户部那种最琐碎的明细账。
高拱皱眉翻开，看了几页，瞳孔微微一缩。
“这是……”
“这是下官估算的，开五市之后，朝廷每年的收支变化。”张居正的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“您看这一项：茶马交易，岁增税银约五十二万两。
这一项：九边军费，因冲突减少，岁省粮草、械器、抚恤银约七十八万两。两项相加，便是一百三十万两。”
他顿了顿，手指向下移：“再看此处：边关安宁，宣府、大同、延绥等地可复屯田，三年内约增粮赋二十万石。商路既通，沿途钞关税收，岁增亦不下十万两。肃卿公……”
张居正抬起眼，目光灼灼：“这每年凭空多出来的一百数十万两银子，和二十万石粮食，您说，能养多少新军？造多少火铳？修多少水利？又能让多少百姓，免于征发转运之苦？”
高拱盯着账册，沉默了。
窗外的光透过窗棂，照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上。这些数字比任何慷慨激昂的奏对都更有力量。他是懂军事的，更懂国库空虚对前线的钳制有多要命。
良久，高拱长长吐出一口浊气，声音干涩：“账……是这么个账。可国体……”
“国体在乎威仪，更在乎生民。”张居正接过话，“若以虚名换实利，以货物换太平，使边关将士免于枉死，百姓得以喘息，陛下圣心欣慰。肃卿公，这国体，究竟是更实了，还是更虚了？”
高拱没有说话。他端起已经凉透的茶，喝了一口，又放下。这个动作重复了三次。
最后，他合上账册，看向张居正，眼神复杂：“王崇古的奏疏，你看过了？”
“看过了。鞭辟入里。”张居正道，“特别是那句‘若三年内北疆烽火复燃，臣当自缚请死’。肃卿公，边臣有此担当，朝中若再掣肘，寒的不只是前线将士的心。”
高拱终于重重一叹：“罢了……此事，你放手去推。朝中若有聒噪，老夫……替你挡着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，文华殿几乎成了战场。
反对的声音汹涌如潮。有御史痛心疾首，言“此乃宋之岁币，败亡之始”；有翰林慷慨激昂，说“堂堂中国，当以兵威服远，岂可以货利事虏”；
更有徐阶致仕后留下的门生故旧，隐隐将矛头指向高拱与张居正，暗讽“新贵擅权，坏祖宗法度”。
李春芳端坐首辅之位，每逢争论激烈，便慢悠悠开口：“诸公所言，皆有理。此事关乎国体，当慎重，当慎重啊……”话圆滑得像抹了油，谁也不得罪，但也谁都不支持。
直到赵贞吉出列。
这位新任户部尚书，在满殿争议中，声音平稳如山：“臣当年经手边关私市，深知其中之弊，亦知其中之不得已。今日王崇古所请，乃化暗为明，立规树矩。其所算钱粮之数，臣与户部核实，大略不差。”
他转身，面向御座，郑重一揖：“陛下，北疆百年糜烂，非一战可定。若能以市易羁縻，换得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之机，待国库充盈、兵甲精利之时，再图长远，方为万全之策。臣，附议。”
赵贞吉的倒向，成了关键砝码。
而最终一锤定音的，是隆庆帝自己。
在听完所有争论后，这位登基不到一年的皇帝，在文华殿上说了一段话:
“朕读史书，汉有昭君出塞，唐有文成入藏。和亲是下策，因是以女子换太平。”
殿内寂静，落针可闻。
“今日开市封贡，是以货物、礼仪换太平。孰优孰劣，诸卿自辨。”
他停顿了很久，目光扫过殿中每一张面孔，年轻的脸上闪过一丝疲惫。声音却坚定道：
“然朕思之，边关将士苦战久矣，百姓流离久矣。朕每览边报，见‘斩首几何’‘伤亡若干’，数字背后，皆是父母之子，妻女之夫。”
“若有一线可能，使兵戈止息，生民安居……”隆庆帝的声音很轻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，“朕，愿试之。”
呜呼！隆庆陛下万岁。一向沉默寡言的陛下能在朝堂说这么多话，着实为难他了。
圣旨到的那天，大同城刮着开春以来最大的北风。
风把总兵府的旗杆吹得猎猎作响，我和王崇古跪在正堂冰凉的石板上，听着钦差太监抑扬顿挫的声音在风中时断时续。
“……准开大同、宣府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五市，岁赐俺答汗缎绢布匹有差，封俺答为顺义王，其子弟各部首领俱授官职……”
堂上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。
“……钦差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清风，办理边务有功，将功赎罪，仍掌院事。
宣府巡抚王崇古，擢兵部右侍郎、总督宣大山西军务。大同总兵董一奎，加右都督……”
“钦此——”
最后一个字落下，堂上还是寂静。
然后，站在董一奎身后的张廸第一个蹦起来，那张黑脸上先是茫然，接着涨红，最后爆发出炸雷般的狂笑：“成了！真他娘的成了！哈哈哈哈哈——”
董一奎这个在边关滚了三十年的老将，身子晃了晃，老泪纵横，伏地重重叩首：“陛下圣明！陛下圣明啊！”
王崇古接过那卷明黄色的绢帛，手微微发抖。他转向我，深深一揖，官袍袖子垂到地面：“李总宪，此番……多谢了。”
我扶起他：“别谢我。该谢陛下圣明，谢高阁老、张阁老在朝中周旋，谢李阁老稳住局面。”
当然，还有那个为个女奴就敢离家出走的蒙古少年——当然这话我没说。
消息像风一样刮遍全城。
边军们将信将疑，围在告示前交头接耳。有老卒伸手去摸布告上“五市”“封贡”那几个字，手颤得厉害。百姓们最初是懵的，等反应过来，街上开始有人放鞭炮。
也不知是从哪儿翻出来的存货，噼里啪啦炸得满街红纸屑。
黄昏时分，我在城西角楼底下看见个老兵。
他蹲在墙根，面前烧着一堆纸钱，火苗在风里忽明忽灭。
老头一边烧一边哭，声音哑得像破锣：“栓子，二狗，三娃……听见没？不开战了……咱这代人打完了，真打完了……你们在下面，也能安心投胎去了……”
风吹着纸灰往北飘，飘过城墙，飘向草原。
我把圣旨抄了一份，让人送去给把汉那吉。
少年在院里读完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走到院子中央，面朝北方，跪下磕了三个响头。
“谢天朝皇帝恩典。”他说，声音有些哽咽，“也谢先生。”
“谢我什么？”
“谢您当年送我那本书。”把汉那吉抬头，眼眶发红，“关云长义薄云天，先生您……也是。”
我拍拍他肩膀，没说话。
有些种子，种下时不知会开出什么花。有些路，走上去时不知尽头是何方。
十天后，大同城北三十里，黄草滩。
这片曾经反复易手、浸透鲜血的荒原上，立起了一圈简易的木栅栏。栅栏内划分区域，汉市在东，蒙市在西，中间留出十丈宽的通道。
栅栏外，明军骑兵与蒙古武士各列一队，相隔百步，无声对峙。
王崇古和我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。这位新任总督穿着簇新的绯色官袍，腰杆挺得笔直，但我知道，他官袍下的中衣一定已经被汗浸透了。
“辰时三刻。”他看了眼日晷，声音平稳，“开市。”
